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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時期的黨內民主生活

【來源:中共岷縣縣委組織部 | 發布日期:2019-08-27 16:13:17 | 瀏覽次數:65 】

 

 延安時期的黨內民主生活

有啥說啥,從不拐彎抹角

 

紅軍到達陜北后,開始系統總結黨的歷史經驗。就黨內民主生活而言,劉少奇曾反思:“由于中國是一個沒有民主生活的國家,我黨在過去大部分是處在極端秘密環境中,同時還由于某些同志有不正確的思想和對于黨內民主的不正確了解,所以在黨內民主生活上還沒有養成一種習慣,以至在客觀條件可能時,亦不能很好地很正確地實現民主生活。”

193758日,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談到黨內民主問題時指出:“要達到這種目的,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。要黨有力量,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。”同月,劉少奇在白區黨代表會議上也談到這一問題:“我們不只是要在形式上執行一些民主手續,更要緊的是我們要提倡一種民主的工作精神。領導機關應當尊重每一個同志的意見和應有的權利。

193810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指出,“必須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”,做到“一方面,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;又一方面,不至于走到極端民主化,走到破壞紀律的自由放任主義”。19417月,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0周年,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《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》,強調要加強組織紀律性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、領導干部必須參加黨的組織生活,聽取黨員群眾對自己的批評、增強黨性等。

同年9月,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(即九月會議),由此揭開了中央領導層整風運動的序幕。會上,黨的高層領導人尖銳地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。特別是一些曾經犯過錯誤的同志,在會上進行了深刻檢討,不少同志兩次發言,甚至三次發言,誠懇地檢討自己的錯誤。會議的第一天,在毛澤東作了關于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后,張聞天第一個發言做了自我批評。他說:第五次反“圍剿”的損失,我是最主要的負責者之一,我應當承認錯誤。共產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干部提拔到中央機關來,這是一個很大的失誤和損失。

929日的會議上,張聞天再次做自我批評說:“這次會議精神極好,對自己很有幫助”,“我個人的主觀主義、教條主義嚴重,理論與實踐脫離,這在過去是沒有深刻了解到的。”張聞天的自我批評不是說空話,在會議結束后不久,他就去了農村接觸實際,以自己的行動“補課”。

博古也兩次發言做了自我批評。他說:“1932年至1935年的錯誤,我是主要負責人。這次學習會檢查過去的錯誤,自己感到十分痛心。現在我有勇氣正視研究自己過去的錯誤,希望在大家的幫助下逐漸克服。”王稼祥批評自己實際工作經驗很少;林伯渠批評自己是老經驗的教條,因襲陳舊的知識,缺乏創造性;任弼時批評自己“毫無軍事知識”;等等。在南方局整風學習期間,周恩來曾多次主持會議討論如何“自我反省,各人檢討自己的缺點”。他認為,領導干部應在自我批評方面起示范作用,“一個人或一個政黨,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滿自傲,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和缺點,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,不敢正視錯誤和改正錯誤,那么這個人和這個政黨就一定不免于失敗”。1943年,他在45歲生日這天還寫下了《我的修養要則》,以明心志。

延安時期曾擔任中央黨校秘書長的黃火青后來評價認為,黨內民主生活在延安時期是很好的,大家有啥說啥,敢說真話,從不拐彎抹角。他曾舉例說,有個名叫竇商初的老團長,打仗的時候身上負過7次傷,從解放區來到延安,對有些事情看不慣,什么也不怕,什么話都敢講。開小組會他講,開大會他還上去講,一講就是半天。他講完了,大家討論他講的話,哪些對、哪些不對,慢慢地跟他講道理。他有氣的時候,你說啥他也聽不進;他緩過來了,你再給他提意見,他知道自己講錯了,就虛心接受了。

解放戰爭時期,黨中央又先后做出了《關于建立報告制度》《關于健全黨委制》和《黨委會的工作方法》等一系列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決定,進一步強化了黨內政治生活。毛澤東還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論述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,要求黨委書記要當好“班長”,號召大家“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”,開誠布公地解決問題;要求黨委工作要“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”,對黨外人士也要做到禮賢下士,一視同仁。解放戰爭時期黨內政治生活的有序健康開展,是我們黨能夠順利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政治保障。

(摘編自《文史博覽》2017年第4期 譚樂沁 王建柱/文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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